一般地说，我们把考古学看作通过物质遗存了解古代社会的学科，其中包括发现与发掘考古材料、分析考古材料等，目的是重建过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古代社会发展的机制与规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透物见人”。但考古学研究是从当代出发的，深受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有可能形成如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我们也可以将其简化理解为“时代精神”。当代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代精神正在形成，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考古学需要扎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响应时代精神的指引，充分发挥考古学的学术与社会价值。

考古学如何与当代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如何实现对现实社会的贡献，这些问题是当代考古学理论正在探讨的重要课题。阐释是沟通属于过去的物质遗存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基本途径。在当代考古学理论范畴中，过程考古学强调解释（explain），后过程考古学更关注阐释（interpret），因此后过程考古学又称为阐释考古学（Interpretative Archaeology）。考古学研究为什么会走向阐释？何以能够进行阐释？此类问题在中国考古学中除了有限的译介之外，较少有相应的研究。中国考古学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增强考古学的阐释（简称考古阐释）是关键所在。因此，讨论考古阐释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里拟从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出发，探讨考古阐释的理论基础、阐释的视角以及相关问题，抛砖引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一、阐释与解释

说到阐释，首先需要明晰解释与阐释的区别。相比而言，解释更侧重于说明情况，并回答为什么。解释要求解释者（主体）站在事情之外，采取客观的立场；又因为解释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所以解释往往意味着对机制或原理的探讨。解释意味着就事论事，不需要考虑事情发生之后的影响。阐释则更强调解读，阐释者要站在事情之内，设身处地与被阐释者共情（empathy）。因此，阐释必定涉及阐释者的切身体验，以及对特定情境（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理解。阐释是从当下出发的，需要考虑事情发生以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事情发生之后产生的，是阐释者发现的，是当时的事情参与者无从知晓的。从这个角度说，阐释必然意味着赋予事情以意义。研究阐释，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两个前提：一是阐释者需要理解所阐释对象所处的特定的情境，对考古学来说，就是过去的背景关联；二是阐释者是从当下出发进行解读的，需要在当下的情境中实现理解，由此阐释者赋予了对象新的意义，从而把对象与当下联系起来。这里意义的来源是双向的，不仅来自对象本身，也来自当下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过程。比较解释与阐释，不难看出，解释更强调普遍性的提取，而阐释更关注对象所存在的特定关联。

理解两者差别的关键点在于主体参与的程度。就解释而言，解释者应该尽可能避免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添加其中。比如说到大小，每个人的体会是不一样的，不同情境的影响差别巨大，所以解释者需要采用标准尺度（米或其他标准单位）来衡量。解释的终极版本是数学公式——排除所有可能存在的主体的影响。以解释为宗旨的考古学研究也必定越来越数学化，就像我们在当代美国考古学研究中看到的一样。假如我们把人类过去及其遗存视为客观对象，并认为人类演化存在确切的动力机制，那么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就应该像地质学一样，最终我们可以提炼出具有高度普遍性的原理来。

与解释正相反，阐释需要主体参与，阐释者是对象与当下之间的桥梁。意义的发生需要阐释者发挥能动性，积极地理解，生成两者之间的关联，并且对当下发挥作用。其中，主体所发挥的能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者，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阐释其意义，灵活运用，最终成功实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从客位的角度是难以解释的，因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他们都无法与敌对力量抗衡。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性是阐释的灵魂，与解释从客位出发强调客观的态度相反。阐释是从主位出发的，强调对象与现实的关联，不论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过去的物质遗存，强调主体沟通两者的能动性，才能从而实现对象在当下的意义。

从考古学术史来看，考古学研究经历了逐渐走向阐释的发展过程。早期考古学的主要目标是发现材料、整理材料，所以特别强调考古调查与发掘，关注考古材料的整理，由此发展出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其后，考古学的发展强调要去分析材料，揭示材料所代表的人类行为信息，由此进一步去探讨人类社会的演化，包括机制与规律。这主要是过程考古学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强调阐释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过程考古学过于强调系统、规律，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另一方面是过程考古学忽视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对考古材料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从解读考古材料的角度来看，发展考古阐释也是考古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古学研究中其实一直是存在阐释的，只不过在考古阐释诞生之前，阐释都是暗含的。在现代考古学还处在形成阶段时，卢博克（Lubbock）就利用民族志与少量的考古材料写作了《史前时代》一书，并把他的种族主义观念渗入其中。柴尔德的前期研究以揭示欧洲文明何以后来居上为目的，后期研究则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包含阐释在内的。过程考古学以科学为宗旨，表面上看是客观中立的，但在后过程考古学看来，貌似客观的背后其实也是存在阐释的，对机制、原理、系统的肯定，都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阐释本身是无所不在的，与其暗含在研究之中，不如摆出来，让不同的阐释相互竞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古学意义上的阐释与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学”（也译为“释义学”或“诠释学”）所谓的阐释有所不同。哲学上的阐释学关注理解的是过程，而不是对象本身，它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进行的探讨。相比而言，考古学上的阐释是具体的，是与物质遗存密切联系的。当然，考古阐释受到包括哲学阐释学在内的一系列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也是后现代社会状况及其思想运动的产物，这些思想为考古阐释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二、考古阐释何以可能——本体论基础

阐释的目的是要赋予对象以意义，但这不是把考古材料当成符号，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随意建立联系。其前提是，考古材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meaningfully constituted），考古学家需要将其意义揭示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本体论意义上重新理解考古材料，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考古材料本体论的改变，才使得阐释成为可能。

对于理解考古阐释而言，把握其本体论是理解的前提。本体论的明晰有助于回答对物质遗存的阐释何以成为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考古材料观，是将其视为外在于人的物质材料，是古人活动的遗留。研究这些物质遗存，我们就有可能了解古人的活动状况。这种考古材料观是唯物主义的，物质遗存就像文字记录一样（所以又称archaeological record）包含有古人活动的信息。物质遗存作为绝对性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遗存与古人活动之间的关系，就是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有规律的。宾福德将物质遗存放在文化系统之中来理解，区分出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层含义，他认为考古学家的责任就是研究物质遗存与古人活动之间关系的规律性，也就是要发展中程理论。

如果考古学按照这种逻辑关系发展，那么阐释是不可能发生的。20世纪初，哲学领域首先发生了“语言转向”，维特根斯坦注意到人的思考、交流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而语言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甚至是情境性的。与此同时，物质遗存本身也是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的产物。再者，处在当代情境中的研究者必定会受到时代的影响，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会去关注什么与研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更重要的发展是，考古学家开始认识到物质遗存不仅仅是古人活动的遗留，它还是古人表达自身的方式。古人会利用物质来构建社会关系，比如通过祭祀来塑造社会认同、巩固社会秩序。物质遗存不只是客观之物，而是融入了文化意义，且会作用于人的能动者。当然，我们知道其中的能动性来自人，但人与物经过深入交融之后，已经难以区分。物质遗存不仅包括器物，还可以包括景观，比如中国山水经过千百年的文化熏染之后，早已从自然山水变成了文化山水，形成了具体的风水观念，影响人们的丧葬行为。由此在本体论意义上，物质遗存的内涵得到了拓展，进而使得考古阐释成为必要。

随着后现代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存在本身的认识从习以为常的实体化观念逐步让位于信息的观念，物质即信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解码。处在特定历史、社会与文化情境中的物质遗存，就是经过特定编码的信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物质为人类的文化意义所渗透，就好比在中国文化中，松、竹、梅象征“岁寒三友”，有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意义。在历史进程中，物质本身的属性为人类的认知提供途径，也限制人类认知的范围，就像石器时代不会用计算机比喻人的大脑一样，物质的文化意义与历史阶段相关联。人类还会运用物质去建构社会关系，比如用青铜来塑造权力。后过程考古学从一开始强调物质是具有意义的建构，到主张物与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发展出来复杂的物与人相互纠缠的关系。人们看到的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之物，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这里物就是人，人也是物，人与物是对等的，人与物对立的二元论被消解了。按照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作为核心概念的“文化”既不是文化历史考古学所说的标准或规范，也不是过程考古学所主张的适应手段，而是交流与表达的方式，这与物质即信息的当代科学理念是一致的。

本体论基础的改变意味着考古材料（物质遗存）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可以用于检验假说的客观之物，而是被古人与今人文化渗透的、有意义的存在。考古材料与研究者都处在历史、社会与文化情境中，必定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因此不可能有客观检验。新的本体论赋予考古材料新的属性，即具有象征性（信息符号）、能动性。对它的研究不可能再采用解释的方式，只能进行阐释。通过阐释，可以追溯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让我们的研究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同时把过去与当下社会联系起来。简言之，考古材料本体论的突破排除了物质遗存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性，为跨越过去与当下之间的鸿沟提供了连通的桥梁。

三、考古阐释的意义

考古学本体论的改变使得考古材料具有了“文本性”。文本本身都是多义的，就像我们研究《论语》一样，我们研究的主要目标其实并不只是孔子原初的真实想法（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无法检验的），而是从各个角度阐释他的思想，其中包括为理解孔子思想的历史意义而纳入其身后的历史进程，还包括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中赋予孔子思想以新的意义，这两者都是与孔子本人无关的。也正是在如此众多的阐释之中其思想变得丰厚起来，其生命力也因此得到延续。我们对考古材料的阐释也与之类似。很少有人怀疑考古材料作为物质实在的客观性，而是怀疑考古材料生成与解读的过程。一方面，我们通过材料研究了解真实的过去；另一方面，就是要从不同角度去阐释它，丰富其意义，延续其价值。

阐释需要从不同视角进行，不同的视角带来“新的”考古材料。按照传统的考古学研究逻辑，一批考古材料经过整理研究之后，只可能存在不同观点的差异，而且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待到我们得到“正确的”观点之后，研究也就结束了。而从考古阐释看来，此时研究才刚刚开始。同一批材料，可能从景观、性别、阶级、物质性、能动性等视角进行阐释。如蒂利（Tilley）对北欧古墓所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从景观考古的角度来看，这些巨石墓又有了新的研究内容，巨石墓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丰富的阐释会让考古遗存与当代社会的关联不断加强。如果只有唯一性的解释，那么解释的话语权一定只属于考古学家，而且只属于极少数研究权威。如果我们对当代社会的阐释是唯一的，那么就意味着很多人的表达权利没有得到体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其社会利益没有得到保证。后过程考古学反对话语霸权，尤其是以“科学”的名义垄断材料的解读。

阐释的特点决定它是多重性的。对同一批材料可以反复进行阐释，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多重性阐释的叠加会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会强化考古材料的重要性，发挥它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像历代学者不断阐释《论语》一样，儒家思想由此得到传承，并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持续不断阐释，没有基于当时时代的背景条件进行的理解与选择，那么儒家思想的价值就会丧失。物质文化遗产与儒家经典一样都是文化传统的载体，只有经过不同时代的反复阐释才能有效传承。如果可以用文化基因来解释文化传承，那么阐释就是文化基因传递不可或缺的途径。

阐释还是多元的。不同视角的阐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并行而不悖。从性别角度的阐释与从阶级角度的阐释可能有重叠，甚至有冲突，但不影响两个角度各自的合理性。多元的阐释正是阐释的生命力所在，就像生态系统一般，有多样性才有稳定性。多元的阐释不仅可以来自理论视角的不同，也可以来自阐释者不同的立场。非专业人士与专业人士同样具有阐释权，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多元阐释、平权对话，是后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专业人士发掘一处遗址，当地居民就可以从自己熟悉的角度进行阐释，毕竟他们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的解读也是有价值的。当然，多元的阐释之间会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正是推动阐释发展的动力。

阐释的可能来自考古材料本体论的突破，实际上是来自丰富的理论探索。其理论来源主要是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后过程考古学主要受惠于布尔迪厄的日常实践与惯习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景观考古学则来自现象学的视角。广义的后过程考古学还包括性别考古、马克思主义考古等。更深层的理论基础则来自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种种思潮。这些思想原本不属于考古学领域，但是它们的介入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的边界，让考古学研究不只是局限于考古材料的发现与整理以及科学分析。当然，丰富视角的形成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需要有同样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以及哲学基础，尤其需要考古学家能够在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源泉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

如果我们认为考古学的目的仅仅是揭示人类真实的过去，那么考古阐释其实是多余的。过程考古学一直强调实现考古学的科学性，批判文化历史考古学中想当然的推论，致力于把考古推理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而由于人类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较为成功实现的考古推理多限于生计方式与社会复杂程度的判断上，对于人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较少涉足。人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中，人的行动为这些意义所左右，人的行动同时创造意义，没有意义的世界就成了动物的世界。意识形态不是静态的存在，它同样是影响人之行动的重要因素。考古阐释研究物质遗存的意义，让考古学从生存研究转向生活研究——真正属于人的世界。

考古阐释对意义的关注并不是说它要复原过去真实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不可能得到孔子原意一样，而只可能大致接近真实，真正重要的是在当下情境中认识孔子思想的价值。就物质遗存而言，仅仅通过它去了解真实的过去是不够的，考古阐释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历史进程中来把握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阐释是从当代社会出发的，是基于当下的理论视角去重新解读物质遗存，这个视角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反映，代表当代社会的认知水平与价值取向。就像我们即使知道了孔子的原意，仍然会按照当代社会的理解来解读《论语》一样，我们对物质遗存的阐释并不以符合原意为最高准则，而是以与当代社会的理想结合为目标。阐释的目的是让物质遗存进入当代社会中，让其产生有效的社会意义，而不是作为验证假说的材料，完成使命之后就丧失了价值。

物质遗存作为古代文化的代表、古人的化身重新进入当代生活之中。观众在博物馆中观摩商周青铜器，体会商周两朝不同的文化气韵，一个狰狞恐怖，一个庄重典雅；看到魏晋墓葬壁画，则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道骨仙风……作为一名中国人，就是在这些欣赏体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在接受文化熏陶，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让考古学回到人文的世界，阐释真正让考古学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尽管《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开篇称考古学为人文科学，但这个定义一直未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实现。考古阐释则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跟过程考古学相比，考古阐释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边界。过程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了成功，后期的过程考古学意识到了不足，发展认知考古与社会考古，但是由于过程考古学把考古材料视为检验假说的客观之物，探索考古材料本身的文化意义受到限制。阐释考古学的本体论视考古材料为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作为客体的考古学具有跟人一样的能动性，考古材料的物质属性经过人类活动与文化浸透，形成社会属性。立足于这样的本体论基础，考古学可以较为充分地通过物质遗存探索古代社会与意识形态。这里把考古阐释放在人文背景中来理解，它与极力希望考古学发展成为科学的过程考古学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寻求理解物质遗存固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在当代的社会意义。过程考古学在发展科学性的同时，完全排除了物质遗存的文化属性。尽管我们可能了解到真实的过去，但是我们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意义。因此，作为阐释的考古学弥补了以科学为中心的考古学的极大缺憾。

四、考古阐释的真实性问题

阐释的特点是多重与多元，以及要沟通过去与当代社会现实，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阐释是否可以随意进行？不同阐释之间如何衡量？考古学的科学性如何保证？面对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思想史》的作者特里格认为：“不断积累的考古材料会对阐释施予越来越大的制约。反过来，对这些材料的利用也会增强考古研究的客观性，并提高这些材料在了解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人类一般条件上的价值。”如果特里格说的是“解释”的话，那么他的认识就是对的；如果指的是“阐释”的话，那么他对考古阐释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解释层面上，考古学的目的是要获取真实的过去，考古材料发现的增加必定会让我们对它的认识更加清晰，许多不同观点可能会被淘汰。在事关真实的层面上，是没有相对主义的余地的，就像相对主义者也不会在去找医生看病时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然而，阐释的目的并非如此。

我们目前对阐释的最大误解就在于，以为阐释是为了发现真实。实际上，阐释是在获取真实之后发生的，它的目的是获取意义、赋予意义。这不是说阐释由此可以脱离真实，考古材料基础的科学性是阐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科学的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那么考古学的阐释就与八卦、传说没有什么区分。阐释不仅立足于真实之上，阐释本身也需要有真实的合理性，即逻辑的自洽，这也是可以评估不同阐释的理由之一。某种意义上说，考古阐释并不是直接在阐释材料，而是在阐释从考古材料提取出来的文化、历史与行为信息。也正因为如此，考古阐释需要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只有具备这样的材料基础，才有可能从中提取到更为准确的有关古人与古代社会的信息，才可能去发展阐释。

通过阐释所获取的意义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研究者的理解。就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仅仅知道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理解中国文化，没有理解的研究注定是肤浅的。也就是说，真实也是有层次的，通过阐释所获得的真实是基于理解所获得的深层次的真实。它不只是“客位”的人类学式的观察，而是“主位的”浸入式的理解，这是哲学诠释学所强调的。实际上，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作为今人一直对古人做的就是前一种方式的研究，考古阐释更强调后一种方式，而且把后一种的研究立足于前一种方式基础之上。

物质遗存所代表的文化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要获得对其意义的真实理解，特别需要理解背景关联（context），不仅是物质遗存本身的，也包括研究者所处的。物质遗存的意义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情境中产生的，研究者作为考古知识的生产者也是处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情境当中的。也正因为考古阐释强调背景关联的重要性，因此也被称为“contextual archaeology”。有关物质遗存的背景关联不易获得，相比而言，研究者自身的背景关联是可以弄清楚的，而此前的考古学研究是不认为有这种必要的。考古研究者被认为是客观的化身，是唯一有权利代物质遗存立言的人。要了解物质遗存的背景关联，实际上需要理解物质遗存所代表的古人与古代社会的关联，这不是仅仅考古学所能提供的，还需要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帮助。尽管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都强调“context”，但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文化历史考古学强调的是器物的共存关系，过程考古学强调的是行为关联，考古阐释则强调的是文化意义的历史关联。因此，有连续历史的材料更适合进行阐释，因为其文化意义是连续的，更容易理解。

对考古阐释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评估不同阐释的合理性。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所谓反身的方法就是研究者对自身立场、观念的反思。但在实践中，它仍然无法评估不同阐释的合理性，这里涉及考古阐释的公共性问题。互联网时代很好地体现了这类阐释的特征，一个热点出现，通常会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就会逐渐出现一个主导性的观点，它代表了这个时代对该问题的认识。或者反过来说，因为不同观点的博弈，最后形成一个主导性的观点，由此成为热点事件。也就是说，考古阐释并非始终假定所有阐释具有同等价值，不去评估不同阐释，而是认为阐释的评估具有公共性与不确定性，对阐释的选择是由时代与社会关联所决定的，是整体性的反映，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权威阶层所认定的。考古阐释承认阐释具有时代与社会背景依赖，不存在唯一的阐释。

考古阐释的公共性使得它与多元表达、平权对话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考古阐释欢迎多元的阐释，不同的阐释之间并非简单的对错关系，而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不同的阐释能够丰富我们对考古材料的理解；另一方面，不同阐释之间也存在竞争的关系，主流观点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的阐释方式很好地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融合，新的技术平台能够为多元表达与平权对话提供有利条件。考古学家群体通常担心自己的专业观点会被大众的观点所淹没。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考古学家专业的观点在科学层面上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在人文层面上，考古学家的阐释没有理由垄断所有的话语。绝大多数不符合科学真实与逻辑合理性的阐释很快就会被淘汰。不过，非专业群体的阐释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不如专业群体的。阐释需要主体的参与，专业群体的阐释尽管精深，但并不能取代非专业群体自身的体验与解读。

不同阐释的合理性还来自立场的合理性。考古学家群体更可能代表社会精英的认识，而忽视了社会其他阶层的立场；更可能代表中心，而忽视边缘；更可能代表男性，而忽视女性……于是，就产生了立场的公正与合理的问题。考古阐释承认立场的存在，而不是将其隐匿在所谓“科学研究”的背后。阐释的合理性存在于对历史（时代）、文化、社会情境（背景关联）的关注中，没有唯一的合理性。在考古学的知识生产历史中，长期存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学式的话语垄断，包裹在科学的外衣之下，有关中国物质遗存的研究只有在排除文化理解的前提下才能为其接受，通常是用作证明某一理论或模式的材料，而物质遗存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完全被忽视。

五、阐释与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的建设

如前所述，阐释在现代考古学的形成阶段就已经出现了。现代考古学的早期奠基人汤姆森与沃尔塞就试图把考古材料与民族祖先联系起来。赋予物质遗存以族群的意义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考古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过，这种研究还是非常雏形的阐释，它没有从本体论上解决物质遗存与族群关系问题（即根据物质遗存是否可以判断族属），也没有从方法、经验材料上建立物质遗存与族群的有效关联。相反，民族志的材料证明物质遗存与族群的关系是情境性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以考古学文化指代族群的研究我们称之为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国考古学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中采取的就是这一研究范式。这一本来流行于新石器—原史考古领域的范式因为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对旧石器考古与历史考古研究也产生了明显的约束。这些阐释缺少本体论支持，缺少社会科学理论支持，是单维的，还只是萌芽状态的阐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倾向日益明显，其表现就是功能主义化，越来越强调研究古人的生活方式与古代社会状况。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发展迅速，强调从考古材料中尽可能多地提取信息，让考古学的推理立足于更扎实的事实材料上。但是，这种研究尚缺少对“文化”这个基本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更没有对物质遗存的本体论进行反思，所以整体上还是没有脱离文化历史范式的范畴。就像我们研究西周时期青铜器，分期排队，铭文考释，确定年代、族属等，甚至用它来重建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政治秩序、礼仪制度等，但是我们忘记了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就曾经注意到的意义——“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即通过对青铜器的观赏感受那个时代富于庄重感、秩序感、含蓄中和气度的文化内涵。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理想社会的“道”。物质遗存研究中暗含着一个假设——器以载道。这一观念对于当下的中国考古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是考古阐释的理论前提。由此，考古学有了“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与价值，物质遗存是往圣绝学的载体，只有通过不断地阐释才能够继承与弘扬。

尽管中国考古学没有在理论上（更多是认识论意义上）走向强调科学的过程主义考古，但是中国考古学在本体论与价值论上是高度强调科学的，如把考古材料视为客观实在并且作为检验观点的标准，认为考古学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与过程考古学如出一辙。对考古材料客观性的相信程度较之过程考古学更甚，后者因为怀疑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发展出考古埋藏学、废弃过程研究等研究领域，而中国考古学甚至很少怀疑考古材料曾经历过不同的改造过程。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考古学还需要强化其科学性。但是，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考古学科学化带来的问题。正是由于不断追求科学考古学的目标，对考古材料的“客观性”要求不断提高。为了使材料具有跨文化的可比较性，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的“非客观”特征不断被剥离、抛弃。由此物质遗存丧失了文化意义，而失去了文化意义的物质遗存是难以进行阐释的。正如按照文化历史考古收集的考古材料，采用过程考古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发现欠缺许多重要信息一样，按照过程考古收集的材料，在进行考古阐释时也面临信息缺乏的问题。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现代考古学强调科学、客观，但是现代考古学诞生于西方，本身就立足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所以其中暗含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换句话说，现代考古学是现代性产物。这里现代性指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基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一套认知体系。现代性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导致我们在学习现代考古学时，面临文化取代（或称文化殖民化）的问题。现代性对于本身就处在西方文化背景的科学考古学来说不是问题，文化意义仍然暗含在物质遗存中，但对于引入科学考古学的中国考古学来说，则存在文化意义被剥夺的问题。考古阐释立足于历史悠久、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以及经过千百年文化熏染的物质，还有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而生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在这个理论体系之中，文化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是古今中国人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我们实现文化创新的基础。正因如此，考古阐释的出现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结 语

考古学是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考古学对物质遗存本身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考古学研究可以实现的目标。考古阐释从本体论层面上拓展了物质遗存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古人活动的遗留，而且是古人的表达方式。让考古学从一种以物质遗存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以物质遗存与人（包括古人与今人）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拓展，考古学研究的维度得到进一步丰富。不同视角的阐释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对物质遗存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发挥物质遗存研究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以人文为导向的考古阐释立足于科学的考古学基础之上，逻辑的自洽、立场的合理以及对背景关联的准确理解是阐释成立的基础，人文与科学导向相辅相成。阐释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尽管不同阐释都有其合理性，并且应该鼓励多样化的表达，但是最终应当通过公共性的实现，获得对不同阐释的选择。考古阐释对于正处在文化建设中的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弥补科学考古学的不足，更有利于我们反思其现代性网络配资优惠哪家好，并揭示物质遗存被剥夺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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